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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目录
★★★  2019年 第9期
【口号背后的中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刘火雄

中美贸易摩擦风云变幻。受此影响,2019年5月15日,华为及其70家附属公司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Entity List)。这意味着没有美国政府的许可,美国企业将不得再给华为供给芯片等高端器件产品。随即,华为旗下半导体公司海思总裁何庭波的一封内部信刷屏网络。信中称多年前公司便做出了极限生存的假设,“预计有一天,所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将不可获得,而华为仍将持续为客户服务”;“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与此同时,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接受新华社、澎湃新闻等媒体记者采访,他并不讳言有能力应对变局,同时期待继续与美国企业合作共赢。华为的未雨绸缪,科技自立和开放心态,再次令许多人对其刮目相看。

当今时代,核心科技及其应用对于企业乃至国家的战略意义早已不言而喻。科技变革也时常关涉人类历史的走向,正如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所论述的那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从蒸汽机技术、电力技术到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科技不断迸发出勃然生机,世界格局、文明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无不与之息息相关。

一、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进步征途,堪称一部部白手起家的创业史、奋斗史,充满曲折和悲壮。毛泽东时代,发展科技很早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其中尤以“两弹一星”工程最为震惊世界,并且由此奠定了中国作为科技强国的国际地位。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地质学家李四光、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铀矿资源分布、核反应堆等情况的讲解。毛泽东开宗明义: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的战略决策。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思索过科技与生产力的关系。他曾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也说:“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

◆1974年,毛泽东会见美籍华人、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955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让年轻一代发出更多的光和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高度科学技术基础上;如果青年们不去学习科学技术,不向科学进军,不夺取科学技术的堡垒,就不能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学部委员苏步青表示:“在向科学进军的道路上,我们有着充分的信心,我们老一代的科学工作者,愿意把带领青年一代向科学进军的光荣任务勇敢地、热情地担当起来!”随着《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的出台,中国科技界、教育界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信心受到极大提振。

但当年开展学习、科研,诸多学者、师生都面临困境和挑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杜耀连等师生反映,他们在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中,想要购买实验材料却到处买不到,想要订购实验仪器到处不肯做。北京农业大学教授黄瑞纶、胡秉方为了获取每年用于教学科研的几十公斤液体氯费尽周折:“我们同用氯量比较大的北京市自来水公司联系,请他们代办,先后发出了三件公函,公文往返两个月,最后回答说:‘我公司液体氯已由北京市物资供应局代订起运,碍难协助’”。南京工业学院食品工业学系的研究生感慨学习材料太少、太旧,“拿辗米工业方面的书籍来说,我国自己编著的书籍简直可以说没有。苏联出版的书籍的译本也只有两本教材,但是出版时间都较早,一本是1940年出版的,一本是1948年出版的。1952年苏联出版的有关书籍,到现在还没有翻译过来。”继之而起的各种政治运动,又使中国的科技进程雪上加霜。“两弹一星”等举世瞩目的成就堪称玉汝于成。杨振宁后来从西南联大同学邓稼先那里得知,中国原**工程的实施,除了前期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外,其间没有任何外国人参与,为此他深为感慨,流下了眼泪。1973年7月,毛泽东会见了杨振宁:感谢你这位自然科学家,你对世界是有贡献的。“我也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开玩笑地称:“你不要讲,这句话不对,不科学。”1974年会见物理学家李政道时,毛泽东则向他推荐过英国汤姆生编著的《科学大纲》一书。

二、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声日益高涨。“复出”后的邓小平在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情况介绍时,以半导体和固体物理学家黄昆被发配到电子仪器厂半导体车间劳动为例,明确指出:“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他是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文革”后,经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等人部署推动,“拨乱反正”“恢复高考”等系列工作陆续开展,大快人心。1977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等人汇报全国的科技工作。华国锋提出要召开一个全国性的科学大会,对人民有贡献的专家和群众,要给予表扬,戴红花,让这些科学家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由方毅等16人组成的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很快组建。邓小平随后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苏步青、周培源等科教界专家数十人与会。邓小平表态:“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说明知识分子是香的不是臭的”。会上有专家提出要保证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邓小平插话,前边要加上“至少”两个字。这次会议同时明确了中国科学和教育建设需要统一规划与协调,统一指导和协作。

◆《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

 

1977年9月,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叶剑英赋诗《攻关》:“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这成为当时许多学子的座右铭。会议代拟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后发出。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传达通知精神,如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提出: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而用非所学的专业人才,有步骤地调回科学技术工作岗位;突出人员要在工作条件上重点保障,配备必要助手;应当恢复技术职称,建立考核制度;保证科学研究人员每周至少必须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

这一时期,规模达千人的科技主题会议接连在京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全国各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和军委等方面负责人群策群力,先后形成了《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纲要(草案)》《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规划纲要(草案)》,要求重点突破农业、能源、材料、电子计算机、激光、空间、高能物理、遗传工程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经过9个月的筹备,全国科学大会于1978年3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主席台背景墙上并排悬挂着毛泽东和华国锋的彩色画像。会场内张挂着横幅标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全国科学大会”几个大字则出自郭沫若手笔。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已经86岁的郭沫若,不顾医生劝阻,抱病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当他坐着轮椅现身会场时,掌声雷动。

全国各地5586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其中科技人员3478人,占比超过六成。钱学森、钱三强、朱光亚、华罗庚、张光斗、林巧稚、童第周等专家学者在主席台就座。生物学家童第周“文革”期间曾被指派打扫厕所,有人称这是“斯文扫地”,邓小平说“让他扫地是糟蹋圣人”。“吴门三院士”吴征镒、吴征铠、吴征鑑一同参加了会议;最年长的地质学家何杰教授已达90岁高龄,他与许多弟子相逢在大会上……这些都被传为佳话。

开幕式上,邓小平讲话,他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在人才的问题上,要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这也是党委的工作内容。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邓小平的讲话,赢得了与会代表们的阵阵掌声。但这篇讲话稿的敲定,曾一度面临某些压力。据主持全国科学大会文件起草工作的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回忆,邓小平讲话稿当时在科技系统内部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在宣传等系统却有人提出质疑: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为什么不引用;“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这一条为什么没有写。“会后,方毅同志和我们请示邓小平,小平同志说:‘一个字也不要改。’”在与于光远等商谈讲话稿的修改问题时,邓小平也曾表示:国家科委替我起草的大会讲话稿,我看了一遍,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讲话稿中的意思多半是我过去讲过的,按照这个稿子讲是可以的。

3月24日下午,华国锋作了题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讲话,号召为“胜利地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

 

全国科学大会讨论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大会还选出了15份典型材料用于发言,其中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代主席周培源的《科学技术协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景润作了《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报告。两个月前,《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作家徐迟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转载,陈景润一举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本次大会同时奖励了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个人,7657项科技成果。

3月31日闭幕式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虹云宣读了以郭沫若名义发表的《科学的春天——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郭沫若因病没有出席闭幕式。这篇讲话稿其实出自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原干事胡平之手。会务组本来请徐迟给郭沫若起草了讲话稿,但因过于文学化而没被采用。最后参与会务筹备的胡平临时被推选出来重新拟稿。“科学是讲求实际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胡平起草的文稿很符合郭沫若的文风和身份地位,郭沫若只改动、增补了个别字词就定稿了。据胡平回忆:“播音员的朗诵字正腔圆、抑扬顿挫、饱含激情,刚开始下面还鸦雀无声,一会儿,掌声响起来,慢慢掌声连成一片。”虹云后来回忆也说,念几句就被掌声打断,当时都念不下去了。

四、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全国掀起了一股“科技热”,社会上逐渐流行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许多人发誓“学习陈景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攀登科学高峰”,“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以科技人员为婚姻对象甚至也一度成为时髦,陈景润收到过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数百封情书。个人出国参加学术交流、留学日益常态化。《自然杂志》月刊不久在上海创刊。创刊号上刊载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的谈话《迎接科学的春天》;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发表科研成果《从工具和用火看早期人类对物质的认识和利用》;天文学家戴文赛和胡中为合写了《论太阳系的起源》一文。

趁着科学春天的东风,“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率先申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的硕士生培养点,一些同事、友人善意提醒他,再等等看吧。吴孟超则表示:“等不及了。我已经等了10年,不能再等了……”叶永烈参与编写《十万个为什么》丛书,编导《红绿灯下》等科教影片,被文化部和全国科协授予“先进科学普及工作者”称号。相声演员侯宝林为创作环境科学相声,特定参加了“全国第一次环境科学普及工作会议”,表示“我是来向环境科学工作者学习的,是来扫科盲来了!”

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在中国奔涌之际,国际形势又走到新的关口。1983年3月,在例行的电视直播采访中,美国总统里根披露,将通过研发非核防御武器,建立起足以多层次拦截、抵御洲际弹道导弹的战略防御系统。这一颇具科幻色彩的“天网”设想,被美国新闻界形象地称之为“星球大战计划”。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苏联、法国、日本等国纷纷跟进,出台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尤里卡计划”“科技振兴基本国策”等,都试图保持各自的科技优势。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王大珩、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王淦昌、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陈芳允、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杨嘉墀对发达国家的科技动态保持着密切关注。他们几经商议后,决定给邓小平联名“上书”,并请邓小平的女婿、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工作的张宏直接转达。

1986年3月3日,题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文本呈送到了邓小平面前,所附信函写道: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淦昌、陈芳允、王大珩、杨嘉墀)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查阅裁夺。

两天后,邓小平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当年10月,《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通过,并给予100亿元的专项拨款。这远远超出了王大珩等人的预期。该计划因于1986年3月提出,通常又简称“863计划”。中国学人由此得以更进一步开展对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海洋技术等领域的科研探索。

邓小平对于科技的认识不断深化。1988年9月5日,他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邓小平说:“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后来在“南方谈话”等场合多次阐述过这一思想。“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邓小平的这一题词也寄托了他的希冀。而随着“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火炬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等的实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奖项的设立,“科教兴国”已成普遍社会共识。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的基石是数代专家、学者用智慧和生命一块块铸就的。他们上下求索,孜孜以求,迎难而上,矢志不渝,并且往往不计较名利得失,在国家和社会时,甘愿长期隐姓埋名,乃至忍辱负重。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批卓越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默默奉献。他们支撑起整个民族的脊梁。被杨振宁问及科研奖金时,邓稼先坦言相告:“奖金20元,原**10元,氢弹10元。”高士其早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芝加哥大学化学和细菌学系求学,学成归国,同时致力于科普写作。他原名“高仕錤”,改名是因为他要“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华罗庚为推广“优选法”“统筹法”,不辞辛劳多次奔走于大江南北,感言“生产若能长一寸,何惜老病对黄昏!”歼-10试飞成功后,总设计师宋文骢与首席试飞员雷强紧紧拥抱在一起,两人泪流满面。宋文骢后来将3月23日歼-10试飞成功这一天当作自己的生日。于敏常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他本人对此并不看重:“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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